产业研究中心 干迪
科创,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和国家竞争的主战场。
但在这轮竞争中,一种特殊的科创形式越来越受关注——离岸科创。它指的不是简单的海外孵化器或科技园区,而是通过制度、资本、人才、数据、知识产权与争议解决安排,吸引境外企业和资本把研发、工程验证、区域创新管理或国际技术转化功能落在本地。
中国对离岸科创的重视正在快速提升。2025年,商务部明确提出“支持有条件的经开区设立离岸创新基地,探索海外研发、境内转化”。上海“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离岸科创列为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的核心领域之一,临港新片区“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将其写入制度创新重点方向。
政策方向已经明确,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企业凭什么把研发职能放在这里?福睿智库在服务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科创制度研究时,重点比较爱尔兰、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四个国际案例的制度机制,回答三个问题:它们各自靠什么吸引和留住离岸研发?这些机制如何运转?不同模式之间有什么共同条件和边界。
一、 爱尔兰:知识转移的制度基础设施模式
国际离岸科创的分工格局中,爱尔兰承担的角色是外资研发嵌入本地创新体系的交易基础设施提供者——它不靠市场规模或地理枢纽取胜,而是把“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如何合作”这件事,变成一套标准化、可预期、可直接签约的制度产品。
这一角色首先体现在外资研发的集中度上。2023年爱尔兰企业研发支出为70亿欧元,其中外资企业支出59亿欧元,占83.8%;前十大企业占企业研发支出的58%。这个结构说明两件事:一是爱尔兰确实吸引了大量跨国研发;二是它高度依赖少数外资企业,本地溢出需要持续检验。KTI的价值正在于此——在外资企业已经大量存在的情况下,降低它们与公共研究体系合作的交易成本,让更多研发和商业化活动留下来。
KTI的制度设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双层结构:国家中央接口+院校分布式TTO。
企业来爱尔兰找研发合作,最怕的是“逐个学校去问”。KTI作为全国性办公室,提供统一入口、研究能力地图、知识产权机会、协议工具和政策解释。但具体项目仍由各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TTO)执行。OECD将其描述为企业与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响应式接口,并强调中央办公室是对院校TTO的补充而非替代。
这套结构的关键在于:企业不需要了解爱尔兰每一所大学的内部流程,只需要对接KTI;而真正懂具体科研项目的,仍然是院校里的技术转移专业人员。
第二,National IP Protocol:全国一致的默认规则。
2019版《国家知识产权协议》明确了公共研究商业化的基本规范:不同资助结构下的IP归属、产业方获取IP的方式、科研发表与专利保护的协调、商业化义务。协议还明确,公共研究机构的合作研发和相关IP商业化合同原则上适用爱尔兰法。
这套默认规则减少了每个项目从零讨论“谁拥有IP、是否可以发表、企业如何获得许可”的成本。企业不需要在每一个项目里重新谈判同一类问题。
第三,从政策原则到合同工具。
KTI最区别于一般“成果转化政策文件”的地方,是它直接进入合同操作层。KTI提供合作研发、咨询、许可、材料转移、保密、期权、转让、共同所有和衍生公司等多类示范协议,并配套决策树和逐条注释。这些协议兼顾公共研究机构的非营利和公共责任,以及企业对IP访问和商业化速度的需求。它们不是强制合同,而是谈判起点。
企业可以在KTI网站上直接下载这些模板,根据项目情况修改。这意味着,一份跨境联合研发协议的起草时间可以从数月缩短到数周。
二、 以色列:项目资助与资本催化的双轨模式
在国际离岸科创的分工格局中,以色列承担的角色是跨境研发风险的分担者与境外资本的催化者——它不靠市场规模或低成本吸引研发,而是用两套工具分别解决两个问题:跨境联合研发谁出钱、谁承担风险;境外资本如何进入、本地VC能力如何培养。
BIRD:项目级条件性资助。BIRD由美国和以色列政府于1977年设立,要求两国企业共同申报,政府承担最高50%的获批研发预算(上限150万美元),不占企业股权,只有项目商业化形成销售后才按收入回收资金。它的核心不是补贴,而是强制配对:以色列技术公司必须在研发开始前就找到美国市场和产业伙伴,双方的技术、市场、制造能力要写进同一份合作合同。合同里同时纳入预算、里程碑、报告、审计、IP、商业化、偿还和变更控制条款,争议可以选择以色列或美国仲裁。这套机制把“跨境联合研发”从松散合作变成了有约束力的利益共同体。
Yozma:资本市场级催化工具。 1993年启动的Yozma采用政府基金中基金模式,政府保持少数份额,要求本地团队与有经验的境外风险投资机构共同设立基金,并给予私人投资者在一定时期内按约定价格收购政府份额的权利。它的成功不在于政府投了多少钱,而在于强制引入国际管理团队、把私人上行收益和买断权写进机制、并在市场形成后退出。OECD认为,Yozma成功吸引了境外投资者、培养了本地投资管理人,并在2000年代初使风险投资市场转为私人部门主导。但它的前提是以色列已有的技术管线、军民技术人才、海外网络和美国资本市场——不是在缺少项目和人才的环境中凭空创造VC市场。
三、 新加坡:跨国研发落地的制度集成模式
在国际离岸科创的分工格局中,新加坡承担的角色是跨国企业亚洲研发职能的承接枢纽——不是研发外包的承接方,而是企业将区域研发决策权、工程化能力和面向亚洲市场的产品开发职能放置于当地的战略节点。
这一角色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印证。从企业行为看,全球前十大制药企业中八家将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现代汽车集团在此设立首个全球创新中心,作为其“软件定义工厂”愿景的测试平台,并联合南洋理工大学和A*STAR建立企业实验室,聚焦AI、机器人和3D打印的工业应用;博世、可口可乐等企业也将新加坡作为从实验到执行的转化基地。从制度条件看,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将投资激励、人才准入、公共研发设施和知识产权保护整合为可交付的项目服务,而非孤立政策。博世在解释其选择时明确指出,新加坡的专利审批约六个月即可完成,而其他市场通常需要两年,其超过12.5万项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在此得到有效响应。这种“决策职能+工程验证+亚洲市场适配”的复合定位,构成了新加坡在离岸科创中的独特角色。
但新加坡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它给了多少优惠,而是它把跨国企业研发落地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整合成了一个可以交付的项目。概括来说,有五方面的制度经验。
第一,项目制招商与政策集成。
一家跨国公司决定在新加坡设研发中心,第一个问题往往不是“税多少”,而是“我该找谁”。
在很多地方,这个问题意味着企业要分别对接招商、税务、人力、科技、海关好几个部门,每个部门一套材料、一套流程。新加坡的做法是把这些全部装进经济发展局(EDB)的一个项目服务体系里。企业面对的不是一堆窗口,而是一个项目经理。Pioneer Certificate、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Incentive、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cheme for Companies、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Incentive——这些政策工具不是挂在网上等企业自己研究,而是由EDB在项目谈判中直接组合使用。2024年推出的可退还投资抵减(RIC),对研发创新等实质性经济活动提供最高50%的支持,未使用的抵减额可在四年内以现金退还。
这套体系降低的不是某一项成本,而是企业在一个陌生制度环境里的协调成本。
第二,公共研究能力可被企业直接调用。
企业来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跟谁一起做研发。
如果每一家企业都要自己建实验室、自己招齐所有学科的人,成本极高,速度也慢。新加坡的解法是让公共研究能力向企业开放。A*STAR(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下辖17个研究所,覆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信息通信、化学能源等领域,提供从委托研究、设备共享到联合实验室、企业联合体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不需要从零搭建全部研发能力,进入后可以较快找到共同研发对象和工程化平台。
一个典型案例是Applied Materials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方自2018年设立先进材料企业实验室,2024年进入扩展阶段,新增先进洁净室、半导体工艺设备和人才培养项目。这个实验室的运作方式不是大学自己定课题,而是企业提出产业问题,大学和研究团队共同开发,成果在企业场景中验证。企业出题、公共研究解题、成果进产线——这才是新加坡公共研发能力的真正价值。
第三,人才政策与研发活动直接绑定。
研发中心建起来了,人也得跟上。但企业真正头疼的不是“有没有补贴”,而是顶尖人才能不能进得来、团队能不能快速搭起来。
新加坡的做法是把人才准入分成两类通道。
一类面向成建制组建研发团队的科技公司。Tech@SG(科技准证计划)提供公司层面的准入保障:符合条件的科技公司,可在两年内为最多10名核心团队成员申请就业准证,并得到首次续签保障,覆盖产品开发、软件工程、数据科学等岗位。企业不需要为每一个外籍工程师单独证明“为什么这个人不可替代”,而是通过公司层面资格认定,批量解决团队组建问题。
另一类面向单点引进的顶尖人才。2027年起,新的“顶级专才准证(人工智能与科技)”将取代现有Tech.Pass,有效期五年,不设国籍和人数限制。它最值得注意的设计是:允许将股票认购权或持股权等非现金薪酬计入月薪,以满足至少3万新元的月收入门槛,但现金部分至少需达到2.25万新元。这直接回应了科技行业顶尖人才“底薪+股权”的薪酬结构现实。
这套政策的设计逻辑不是单独发放“人才补贴”,而是把人才资格嵌入企业研发扩张的真实需求。
第四,知识产权可估值、可许可、可解决争议。
研发做出来了,成果归谁、能不能用、出了争议去哪里解决——这是跨国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新加坡知识产权战略2030》把吸引创新企业、建设无形资产估值体系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作为一体化任务。国际IP争议可由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审理,技术和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使用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加坡办公室、调解、专家决定和仲裁等方式处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是全球第二受欢迎的仲裁机构,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在新加坡设有日内瓦以外唯一办公室。
对跨国企业而言,明确的IP商业化和争议解决路径降低了把高价值研发资产放在当地的风险。企业敢把核心研发放在这里,不是因为新加坡说“我会保护你”,而是因为一旦出问题,它有明确的规则、机构和执行路径。
第五,数据制度强调“可流动但可问责”。
研发做到一定深度,数据能不能跨境使用,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
新加坡的PDPA(个人数据保护法)要求境外接收方提供与新加坡相当的个人数据保护,企业可以使用ASEAN(东盟)示范合同条款满足转移限制义务;IMDA(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数据监管沙盒可就具体数据创新场景澄清监管边界,隐私增强技术沙盒则支持企业在不直接暴露原始数据的情况下开展联合分析。新加坡还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完成数字经济协定谈判,明确禁止不必要的数据本地化要求。
这种“有底线、有工具、有试验空间”的数据治理思路,降低了数据驱动型研发的不确定性。企业不是被要求“要么完全合规、要么别做”,而是可以在沙盒里先试,在明确边界内推进。
四、 中国香港:跨境研发的制度接口模式
在国际离岸科创的分工格局中,香港承担的角色是跨境研发的制度接口——不是研发能力的供给方,而是让境外企业能够以可预期的规则、可执行的法律和可操作的通道,同时连接内地市场与国际体系。
这一角色可以从两个数据得到印证。香港境外母公司驻港公司约11,070间,其中地区总部1,510间,共雇用约50.9万人。受访公司在选址考量中,72%将“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列为有利因素,但紧随其后的是地理位置(64%)、进入中国内地或国际/区内市场(62%)及自由港地位(62%)。这说明香港的吸引力从来不是单一的低税,而是“制度接口”的组合。
香港承接研发职能的具体案例也在增加。阿斯利康在香港设立全球研发中国香港分中心,专注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等领域的药物研发,这是香港首间由全球前十大药企设立的研发中心。联想集团落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成立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预计带来超过500名科技人才。这些案例说明,香港吸引的不是销售办事处,而是具有区域研发决策能力的实质职能。
香港的制度接口,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双向市场入口与研发税收支持。
企业来香港做研发,看中的不是“香港市场本身”,而是“以香港为基地,同时连接内地和国际”。为了降低研发活动在港发生的税后成本,香港的研发税收扣除采取两级制:首200万港元合资格研发支出提供300%扣除,余额提供200%扣除,且不设上限。研发支出可以委托本地公营科研机构进行,并申请40%的现金回赠。
这套税收工具的设计逻辑是:企业在哪里发生研发支出,就在哪里获得优惠。它不强迫企业改变研发布局,但让“把研发放在香港”这件事在财务上更有吸引力。
第二,公共科研平台与国际合作网络。
香港本身的研究型大学和InnoHK平台,为企业提供了“不需要自建全部能力”的合作选项。InnoHK由香港本地大学与国际顶尖大学、科研机构共建实验室,截至2023年已有28个研发实验室。阿斯利康在港设立研发中心时明确表示,香港的专家和科研人员是世界级的,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程度非常好。
这意味着,企业来香港做研发,接入的不仅是香港的科研网络,而是香港已经连接好的国际科研网络。
第三,人才政策与研发活动的绑定机制。
香港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TechTAS)采取的是“公司先拿配额、个人再拿签证”的双层设计。合资格公司必须先申请配额,获批后可在24个月有效期内为科技人才申请工作签证。公司需要从事指定科技范畴的研发工作,人才需要持有认可大学的STEM学位,主要从事研发活动。
这个设计的关键在于:配额是发给公司的,不是发给个人的。它让企业可以批量规划研发团队的组建,而不是为每一个外籍工程师单独证明“为什么这个人不可替代”。
第四,普通法与仲裁的制度接口。
跨境研发合作最怕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出了争议不知道去哪里解决、裁决能不能执行。香港在这方面的制度资源是稀缺的:香港《仲裁条例》明确所有知识产权争议均可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裁决可依据《纽约公约》在广泛地区执行,并有内地与香港相互执行裁决的安排。
这意味着,一份约定香港仲裁的跨境研发合同,其裁决可以在绝大多数商业管辖区得到执行——包括中国内地。对跨国企业而言,这种“可执行性”才是敢把研发资产放在香港的底层原因。
数据接口方面,香港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工具。《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是当前最直接的制度接口。它适用于注册于香港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个人或组织,以统一合同范本规范个人信息的双向流动。与内地一般数据出境规则相比,这套机制的便利化体现在: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的重点内容从6项减至3项,免除跨境传输数量限制,备案文件查验缩短至10个工作日。
需要明确的是,这套标准合同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与香港之间,个人信息不得流向大湾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它不是一套通用的跨境数据规则,而是一个“区域内先行先试的制度接口”。
离岸科创的竞争,本质是制度产品的竞争
四个国际模式的共同点,不是它们都提供了多少补贴,而是它们都把离岸研发所涉及的复杂制度问题,转化为企业可以直接使用、签约和执行的制度产品。
新加坡把公共研发、产业场景、人才、数据、IP和激励整合为一个项目服务;香港把双向市场入口、国际科研网络、普通法和跨境数据接口做成可操作的制度接口;爱尔兰把全国默认规则、分布式TTO、标准合同、能力资助和年度数据整合为知识转移基础设施;以色列把国际伙伴配对、条件性资助、商业化回收和专业境外资本组合成风险分担机制。
对任何希望发展离岸科创的地区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给多少优惠”,而是一系列操作准则:如标准化的联合研发协议、可操作的跨境数据通道、可预期的争议解决路径、以及能够被企业直接调用的公共研发平台。对于中国各地的离岸科创中心来说,谁能把这些问题变成可预期、可签约、可执行的制度安排,谁就更有机会在全球研发职能的选址竞争中胜出。